當今中國正在為著實現一個大國的崛起不斷積累和突破。
總理準備去“叩門”新東盟之前，狠狠批評了“辦證明難”。又一次。
有些人不以為然，說，關心此等小事，真是“小清新”。
謬矣。
辦證明難其實是件大事。
很大。
辦證明為什么難？
首先要知道辦證明為什么重要。
世界那么大，證明必須辦
人為什么要辦證明呢？
因為世界太大。
許多關于辦證明的討論都在“證明你媽是你媽”的問題上糾纏不休。
然而。
你不證明，誰能知道你媽是你媽？
在古代，當人們的生活圈子非常小的時候，大家能夠從你的生活軌跡上了解和判斷你的個人及社會關系。人們甚至不知道一位女性的名字，但卻對她的社會身份如數家珍。比如某婦女就是誰的老婆誰的媽誰的三嬸誰的舅娘……但當商品交易越來越繁榮，社會生活越來廣闊，我們無法了解任意一個人的身份或者判定他的誠信，別人對我們也一樣。
你媽哪位啊？
而且，別人有義務知道你媽是誰嗎？
在一個第三方機構，比如銀行。柜臺員工怎么能夠判斷你和一位年長女性是什么關系？
公共服務由此誕生。社會成立公共權威機構來進行個人的界定，從而減少社會中私人個體和機構間不斷互相證明的高損耗。
公共服務和機構的基本職責一：降低社會整體成本。
世界那么亂，沒證沒法看
那不要開證明，不養著那些公共機構，不就是不用成本了嗎？
那咱看看？
一個人的母親病逝，他想去銀行取款，不但需要關于母親和他自己的證明，還需要他的兄弟姐妹共同的簽署同意。
這么麻煩？！
可是如果不這樣，此人將財產據為己有，別的子女的權利不是被侵犯了嗎？
一個人拿出戶口本，他說我爸爸的孫子就是我兒子。可是他爸爸不止他一個兒子。銀行不認可。
為什么不行？
因為如果這樣，你把侄子的財產私自轉移到你的名下。你兄弟及其家庭的權利不是就被侵犯了嗎？
或者你把非法財產偷偷轉移到侄子名下規避反腐直接親屬關系的調查。那難道不等于是侵犯大眾的權利？
缺乏必要證明反而會極大提高社會成本，因為，會帶來社會秩序的混亂。
社會中人人都希望能夠保證自身權利并將之最大化。然而，個人權利擴展很可能是以削弱他人權利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權利最大化必須在全社會共同的、整體福利最大化的基礎上來實現。我們必須以部分權利作為讓渡。
但個人無法總體管理和平衡這種讓渡，所以需要公權力。我們對公權力的讓渡，實質上是通過公權力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進行了權利的互相讓渡。大家在公權力的規劃和強制下，共同遵守自身權利和義務的邊界。這就是社會秩序。
公共服務和機構的基本職責二：維護社會秩序。
不是這世界變化快，是我證明辦不來
辦證明如此重要，怎么辦就變得更為重要。
“證明”其實是我們自己的本質和積累在公共部門的存放，由于我們不能夠隨時攜帶和展現，就由公共機構出示一份簡化的“結論”。“辦證明”是為了提高生活中的效率。
個人“材料”存在于各級行政部門，其“證明”過程天然有被動性。個人的任務是“坐車”，按照路線圖，搭乘、轉乘以達到目的地，但他沒法自己“修路”。各種行政機關或政策的銜接，都是其自身的工作范疇，個人無能力也無責任參與。與此同時，特別要強調的是，公共服務都是為了整體社會的公平正義所用，所以無論哪種原因，任何把個人加入公共流程的方式都是對社會總體效率的降低。
行政部門應當對于所需辦理的“事項”設計出邏輯嚴密、次序清晰、分責明確的“證明”程序，并進行主動、全流程的管理。正是因為要保持運行高效，才需要有公共機構來集成式的為個人提供服務機制。
公共服務和機構的基本職責三：保證社會運行的高效率。
能辦？還是不能辦？這是個什么問題
現在辦證明難基本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你辦你辦你辦辦辦。
章多要求多且缺乏一致性，有些部門形同雞肋。
社會成本變高了，違反信職責一。
第二重境界是：難道我有意無意，卻看他有情無情。
分責不清。誰蓋章？部門互相推諉。有時候一個未婚證明，公安、檔案、戶口、單位、民政都有那么點關系，但都說自己不能證明。
可辦可不辦，怎么辦？尋租產生了。成本變高，秩序打亂，違反職責一、二。
最可怕的是第三重境界：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場景一般如此：“不能辦，需要**部門的章！”“**部門說已經不開這種證明了。”“那你去叫它開個證明說它們不再開這種證明了！！”“……”
只在哲學意義上有可能。主要問題是不能對接。有些部門合并、撤銷、職能改變，但規章制度并未履新，所需“材料”依舊；或上級單位已改規，下級單位卻未與之統一；還有地區間改革差異大，“證明”方式不一致等。
證明不了未婚，就不能結婚，也不能生育。辦不了一件事，就辦不了下一件事。
成本變高，秩序打亂，效率降低，違反職責一、二、三。
所以。
辦證明難說的是：公共政策和機構運行失靈啦！
大國無小事
社會成本、社會秩序和社會效率，它們其實就是一個國家治理能力的實質和表現。
社會治理是為了人民幸福。
作為一個經濟學人，我的解釋是，“風起于青萍之末”。
市場的感受既敏感又有延時性，消費者或不明白企業運營，但終端對產品體驗都是不好用、費用高、效率低時，供應端肯定有很大的問題。
辦證明難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卻顯示了一個社會公共決策和機構運行的本質。
辦證明很難，公共服務會好嗎？公共決策能優異？
所以，誰都知道。
這是一個變革中的時代。
但很多人往往沒有意識到，這種變革，更多的，是隨著國家地位和戰略變化而來的治理思路的變化。當一個國家還沒有那么大時，為了獲得地位，往往更加需要“集中力量”在“大事”上。但當一個國家變得更大時，除了“大事”，“小事”也變得至關重要。
不提人文情懷，拋開所有小清新，從經濟學意義上看“小事”。
大國需要什么？需要內生活力。國家治理需要擺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需要降低社會成本、維持社會秩序、提高社會效率，只有提供這種環境，個人才會有動力，每個人都追求更好，國家整體才能發展好。
大國需要什么？需要一種全社會堅信不疑的價值觀。而價值觀是建立在幸福的確定性上的。在公共決策、公共運營、公共服務提供的過程中，是真正彰顯國家價值觀的最佳時機、最佳方式。而在這些最為微末的地方，這些能力的綜合，也才是價值觀的真正凝聚和體現。
大國需要什么？需要均衡的治理能力。大國面對的國際國內形勢更為復雜，過于強調集體，可能會陷入極端民族主義。過于專注個體，可能會在民粹主義的困境中無法自拔。當今許多國家都面臨這種尷尬。公權力應如何自處，在自律的基礎上又能夠保證社會整體福利最大化？公共決策和服務是衡量治理能力的標準。
治理能力強大才說明國家有能力處理瞬息萬變的內外部關系，有能力制定有廣闊度和縱深度的戰略，有能力帶領一國人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后記
正因為如此，“中國夢”的戰略不僅僅包括揮斥方遒縱橫捭闔，也包括販夫走卒吃喝拉撒。
在不久前的“十三五”規劃意見稿中，不僅有對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再定位，也有對于目前群眾生活最為關心關切的一切“小事”的再梳理。這充分說明，高層決策者已經對于大國崛起是由上至下、又由底層至頂層一以貫之的系統性工程有了很深的認識和清晰的思路。
但或許在整個社會的其它公共決策層，這種共識的建立尚且不夠。對于“大國”的恢弘期冀有余，而對于“大國”應當如何建立的著手點思考不夠。
大國戰略至關重要，但一經提出，就更需要戰術和微觀支持。
試問，在許多戰略規劃和計劃的實施過程中，難道不就是千千萬萬個“辦證明”的匯集？
所以小國只關心大事，但是它們辦不了大事。
大國才關心小事，因為大國沒有小事。（作者萬喆是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