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當大家都在為“供給側”是什么感到煩惱的時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顯然，前一陣，對于“需求”還是“供給”，對于“供給”還是“供給側”的坊間爭論，似乎有些過頭，有些過頭得有些歪樓，有些歪樓得有些忽悠，有些忽悠得甚至要主義林立的意思。在政治局會議著重提出“供給”后，中央經濟會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為明晰和堅決的點出了當前形勢和政策意見的重點，加大供給改革力度，核心是結構調整。
為什么是結構？為什么要結構？為什么最后的落點在結構？
字斟句酌玩味的分析已多。拋開那些個“x個要求”“y個重點”等，來看看“供給”和“結構”自己怎么說。
產能過剩的供給問題
近年來，“產能過剩”一直是中國產業發展“不能不說的痛”。產能利用情況最為直接的指標即為產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被定義為長期均衡中的實際產量與最佳生產能力之間的差異。在美國、日本等國，產能利用率是反映工業經濟實力和工業經濟走勢的一個重要月度指標。
雖然中國沒有產能過剩參數指標，但業界認為，無論是屬于高耗能的電解鋁、鋼鐵制造，還是新興產業的光伏太陽能和風電，以及造船和鋼鐵業中高端產品的硅鋼，均已“產能過剩”。
鋼鐵行業是“重災區”。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的數據顯示，今年我國粗鋼產量8.06億噸，需求在6.68億噸，供需差額近1.5億噸。預計明年這個差額還會更高。
煤炭行業是“難兄難弟”。前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利潤額下降六成多。
與此同時，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行業都面臨嚴峻的形勢，企業經營效益持續惡化。
更為極端的是，有些行業生產成本已經超過了市場價格。以鋼企為例，螺紋鋼價格與十年前相比，已接近“腰斬”。當前生產的現狀是，每煉一噸鋼，就以虧損逾百元為代價。
前面是看上去簡直消化不完的庫存，后面是需求整體增速放緩，周圍是越來越突出的環境制約強化。
“十面埋伏”下，產能何去何從？
而且。
你倒是說說，供給都大于需求了，供給都供給不起了，供給都被人打臉了，你怎么還沒玩沒了供給啊？
我們禁不住要拎住“供給側”的衣領，大聲叱問：“你是怎么一回事？！”
供給側為什么這么糊涂
供給側嚇得面如土色，他說：“我……我……我……我不知道啊！”
供給有他可以不知道的理由。
產能這件事，本來是可以過剩的。或者說，是可以不過剩的。
實際上，中國并沒有對“產能過剩”有一個定量的標準，甚至沒有一個定性。如果按照產能利用率來看，所謂產能，是生產能力，是生產設備等的利用率，歐美等國家的評價是這樣，設備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間，超過90%則認為產能不夠，有超設備能力發揮現象。若設備開工低于79%，則說明可能存在產能過剩的現象。
為什么這么定？
因為市場經濟規律會告訴你，生產能力是否與市場匹配，會有需求與供給的平衡給你答案。如果需求不足，則供給方產品積壓，價格下降，生產積極性減少，開工減少，這就說明產能過剩。反之，需求旺盛，供不應求，大家都熱火朝天的加班，設備利用率超高，產能不足。
于是這里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產能過剩是個正常的現象，在市場中，不可能供給和需求永遠都是剛剛好的，總在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中，然后根據價格等進行調節，最終達到平衡。因此，供給總是在多一點和少一點之間調節，產能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過剩”和“不足”之間震蕩。這是個雙邊博弈的正常現象。
那么問題是。為什么，現在的“產能過剩”的單邊化這么嚴重，說好的供給的自我調節呢？
第二個，我們很多時候說的“產能過剩”其實是指“產品過剩”。看十年前的數據，就會發現，那時的鋼產量已經供給大于需求逾1億噸，但在建和擬建的項目仍然絡繹不絕。一時間，產品過剩和產能超發揮并駕齊驅，蔚為壯觀。當然，終于有一天，產品實在是過剩，產能真的干不動了，開工率一路下滑，開工不但不賺錢，還要倒往里給錢，真正的“產能過剩”到來了。
那么問題是。為什么，曾經，市場一邊大叫“產能過剩”很危險，產能一邊默默說不夠還要加。說好的需求和供給的博弈呢？
這不是供給一側的問題，這是供給與需求的結構問題，關鍵是市場結構失衡。
但不止如此。
如果說第一個問題，還可以用市場調節也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固有的弱點和缺陷等來解釋。那么第二個問題則不是一般的“市場失靈”，這顯示了供給側內在存在著悖論，并且顯而易見的會導致資源浪費和經濟波動。
來來來，供給側，你說說！
供給側受了誰的脅迫
供給側驚魂已定，想了想，他說：“我……我……我……我也是受人指使啊！”
產能過剩本來更多是周期性原因，在周期谷底時呈現產能利用率偏低的問題。按理說，產能利用率應該能夠隨著經濟的波動而自我調節，而中國一直以來的經濟增長都比較平穩。因此，中國當前產能過剩現象并不是單一經濟周期的現象。
地方政府推動下的盲目投資是主要原因。一方面，地方政府為了自身的發展和建設，對于本地的經濟、財政、稅收、就業等的關切極大激勵了投資熱潮。另一方面，在過去將GDP作為較為單調的政績“考核指標”的“感召”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熱情過于沖動，既不顧全國統籌，也不顧行業形勢，更不顧長期效益。使用財政支出等宏觀調控工具來干預經濟比較積極，通過支持基礎設施等重點大項目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比較積極，拿土地和稅收優惠吸引投資比較積極，至于布局重復、規劃趨同、潛在產能過剩，甚至是系統性金融風險，那都被這種萬丈熱情給湮沒了。
因此行業產能過剩不但嚴重，而且分布也呈現出集聚效應。網上流傳說全球鋼產量排名，第一名是中國（不包括河北），第二名是河北（不包括唐山），第三名是唐山（不包括瞞報），然后是日、美、印、俄、韓、唐山瞞報的產量、德國。
可悲的是，這不完全是個段子。2013年中國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列舉一份數據，僅僅河北遷安縣（市）一個地區的產量就超過了德國，唐山地區鋼產量超過了歐洲……水泥、船舶、太陽能、風力發電設備均表現出產能過剩，包括發電設備制造在內，產能已經達到年產1.6-1.8億千瓦。
政府完全主導了增長，于是一方面嘗到了自己主導操縱市場的“糖太甜”，舍不得松手。另一方面，不能正視經濟會波動的正常狀態，不敢放手。此外，行政手段往往比較簡單，面對形勢的愈加復雜，不知該如何下手。
因此，每一次產能過剩的端頭顯現，都不去積極應對，合理給出市場出清引導，而是采取進一步刺激需求的辦法，甚至加杠桿，希望把這些多出來的“供給”消化掉。
這種飲鴆止渴的老辦法，不止是供給側的問題，而是行政與市場關系的結構問題，是政府與企業關系的結構問題。
企業呢？有人趕上著讓你干，有人甚至拿地拿錢讓你干，有人給你政策給你榮譽給你信用讓你干。企業干不干？
當然干。
你干你就承擔后果，你過剩你還生產，你沒腦子啊你干！你供給側的作用呢？你的企業家精神呢？
來來來，供給側，還是你說！
供給側怎么不爭氣？
供給側已經緩過神來，他說：“我……我……我……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2014年全國稅收收入規模超過10萬億元，其中企業繳納稅收占比極大。總體看，盡管中國的宏觀稅負在世界上處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是企業稅負卻往往要重得多。稅負過重不利于企業的健康生長和發展，過重的稅收負擔會影響企業的運營積極性和效率。
過高的稅負不僅像“大山”一樣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也體現在高企的成本和市場價格上。來自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等一起推高價格，導致了一些“怪現象”，比如，許多中國生產的產品在境外的價格遠遠低于境內價格。出境買中國產品比在中國買還合算。這種需求端悖論正是典型的供給端管理問題造成的。
不僅如此，除了稅以外，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費，除了稅費以外，還有不少不具有市場意義的密密麻麻的審批、管制，以及政策的不一致、不確定、執行標準不透明、獎懲不力等等，這些都導致企業的負擔過重，積極性降低，尤其是，當這些方面占用資源過多，便使得有限的資源沒法用到科技創新、技術革新、人才培養等中去。更可怕的是，當緩慢滯后的行政化經營引起了滯后的公司運營，還可能帶來信用風險，并傳導到其他領域，這種傳導會相互影響，使得整體經濟陷入越來越深的失靈當中，而最終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供給側有供給側的困難，這個困難，是企業內外部的環境給予它的運營結構造就的。
但是，供給側，你還是來談談，有這么多問題和困難，你咋辦呢？
供給側沒有需求端支撐？
供給側嘿嘿一笑，他說：“我……我也是個有想法有追求的人呢！”
事實上，盡管大家都在驚呼大面積、全方位的產能過剩，但高端產品市場供給卻很缺位。
在包括鋼鐵、平板玻璃等多個“過剩”的行業，我們卻需要進口大量高端技術和產品。從裝備制造業整體看，目前我國核心技術的對外依存度達50％以上，高端裝備制造業配套的高端結構材料領域，有25%的品種完全空白；有45%雖能生產，但質量不穩定，保障能力不足；完全成熟的29%材料中，卻有部分存在著原材料資源利用率低、能耗高、環境污染嚴重等可持續發展問題。
《中國制造2025》提出“新材料”的重要性。單單鋼材，未來高端制造裝備就需要包括超臨界火電用鋼、核電用鋼、高速鐵路用鋼、高強度轎車用鋼、高檔電力用鋼和工模具鋼、特殊大鍛材在內的許多。這些都需要加強新材料制備關鍵技術和裝備的研發和生產。
要知道，裝備制造業不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裝備制造的需求也預示著民用消費者的未來需求空間。
因此，“產能過剩”背后，有供給側單方的問題，但更是一個供給結構的深層次問題。
后記
到了現在，我們明白，供給側的問題，是一種錯位，而這種錯位的根源，都是結構性惹的禍。
這才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的原因和真意。
要想進行市場調節，非得把供給側給好好理順不可，而要進行供給側改革，非得把結構性給整明白不可。
結構性，你在哪兒？你給我出來！
結構性馬上沖了出來，一頭撞在供給側身上，它們一起抬頭往上看，說：“我愿意。”然后就在一起了。
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的由來。
我也抬頭往上看了看，赫然看見一塊亮閃閃的金牌，上書兩個大字：“改革”。（作者萬喆是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