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各項指數有所上升，有些行業和部門開始有了沾沾自喜和懈怠之心，覺得是不是還能來個強刺激，就能夠度過許多暫時的困難。
答案是，不！中國不搞強刺激！
中國不能搞強刺激
一季度宏觀數據出來后，我就作出“可以樂觀，更需審慎”的判斷。4月的宏觀數據比較中性，雖有些許漲跌，不構成對整體形勢的更正性導向意見。
事實上，據估算，2008年至2015年，中國的國民總杠桿率上升了105個百分點。截至2015年底，中國實體經濟部門(不含金融業)的整體杠桿率已經達到263.62%，遠超過國際清算銀行90%的標準。
而自2014年第二季度起，資本外流狀況已持續7個季度。人民幣匯率目前保持穩定，但長期而言，壓力絲毫不減。
從2002年開始的五年里，中國的重工業產量激增了近三倍，已經標志著產能過剩的開始。但2008年，由于全球經濟下滑，在“四萬億”的財政刺激計劃下，2009年至2014年，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平均每年增長18.8%。工業領域產能過剩的問題影響波及行業甚廣，而其間造成的資產泡沫，從翻著跟斗的房價，或可看出端倪。
高企的杠桿和臃腫的產能，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會造成長遠損害，這一點已有共識。
搞“強刺激”，會加劇杠桿率，形成資產泡沫，也會使人民幣承受巨大貶值壓力，從而引發系統性危機的可能。中國深諳其理。
中國不會搞強刺激
基本面的確還穩定，但說危機四伏不存在，那是掩耳盜鈴。這是當前特殊的國際環境造成的偶然，也是我們自身發展到了這個階段的必然。
在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可說是特別復雜的形勢下，過去單單看幾個數據的分析方式可能需要有所轉變，需要更加整體的看數據及數據間的邏輯聯系。
從凈資產收益率(ROE)看來，恐怕不應特別樂觀。中國上市企業的ROE從去年三季度的10.1%降到今年一季度的9.1%，明顯下行。而且由于其中三分之一的利潤貢獻是四大國有銀行給出的，而四大行的盈利方式等還是有一定特殊性，因此，剔除四大行，會發現，其余企業的ROE其實只有6.5%。而2015年世界500強平均ROE為11.01%，美國進入500強企業的ROE為15%，中國進入500強企業的ROE為11.13%。
企業如此，所謂“見底回升”之類說法，還嫌脆弱。
而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意圖非常明顯，是要給企業松綁的基礎上，進行對企業活力的釋放，動力的加強。對于大水漫灌，卻難以流到實體經濟的“強刺激”作法，顯然不適應市場轉型所需，所以我們不會搞。
中國不必搞強刺激
經濟發展有周期性，產能出清時難免會導致經濟的相對收縮，此時，可進行適度逆周期調節。但因而用“強刺激”，就難免造成政策代價過大，甚至成本超過收益的結果。不僅如此，出來負債，一定要還的。當危機再次來臨，就不得不用更強烈的貨幣政策進行救贖。飲鴆止渴導致山窮水盡，又不得不繼續飲鴆止渴。
而我們也確實還有“窗口期”，不必將這種“強刺激”作為唯一和最后手段。
一是政策還有余地。國家經濟體量越大，政策彈性就越小，許多國家如歐洲、日本等貨幣政策已幾乎到了用無可用的地步，而一季度證明我國政策尚有一定余地。
二是民營和新興經濟還有很大發展空間。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民營為5.7%，國有企業為22%。而雖然A股中中小板和創業板只占10%的利潤，增速卻在這兩個季度達到18.8%，25.5%。
三是外貿結構在變化升級。貿易是國家實體經濟的一個窗口現象。當前外貿依然承壓，但占全球份額在提高，而且商品、交易對象等結構也在變化。太陽能等新興產業產品、一帶一路伙伴所占份額在上升。
惡性的通脹和通縮暫時應該還不會到來。我們的改革也在有條不紊的進行。我們不必搞“強刺激”。
新刺激預示新經濟
環顧世界，從來沒有哪一種哀鴻遍野是偶然，從來沒有哪一種亂象叢生是偶然，除非你選擇視而不見。
還好，我們看得很清楚。
2014年，中國提出“新常態”，意味著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這是一個標志。
一是對增長目標的新調整。目標從來是最基本的刺激。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是發展速度還是發展方式的邊際效應，都在不斷下降。新時期需要新目標，增長速度適度下調，不僅是基于現實、也是合乎經濟理論和規律的明智選擇。
二是對增長內容的新定位。新機制鼓勵轉型升級和新發展方式。居民生活愈加富裕，市場層次愈加豐富，中國的國際地位愈加重要，使國家產業和行業更需要向高新方向發展，才能同時滿足國內需求和國際競爭。
三是對穩增長含義的新定義。治理能力新思路是保障。過去的“穩”往往注重靜態穩定，當前新經濟中將穩定與市場的動態平衡有效結合，注重激發企業和個體的內生動力，同時著重加強市場監管和治理能力，創新意識和風險控制并行不悖。
巧刺激帶來新動能
政策的運用，往往是雙刃劍。我們一方面不能過于依賴政策刺激帶給我們的甜頭，因為它終將在邊際效用中漸漸褪去，另一方面，卻要更明白，政策帶來的寬松環境，正是為了有更為寬闊的空間實施改革。政策刺激創造的，是一個機會期，這個機會期，既有時間也有效益限制，我們要好好把握。
一是貨幣政策巧發力。在全球面臨通縮，國內經濟處在痛苦調整期的時候，貨幣可略微寬松。我們既不要殺雞取卵，也不能諱疾忌醫。只是，貨幣政策需要有時間上、也要有度的精確性，使數量和時機有機結合，保證人民幣及中國金融市場的系統性穩定，為整體穩定奠定基礎。
二是財政政策巧配合。對企業的減稅減負，給了企業輕裝上陣的基礎。對企業融資進行定向化政策指引，使資金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都大幅提高，使有前景有要求的企業能夠在轉型升級的空隙中獲得成長的機會。
三是各項政策巧銜接。人是對經濟改革的強力支撐，相應的簡政放權、戶籍改革等既是為了社會民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也同時為經濟發展貢獻了動力之源。
深刺激給出新希望
經濟需要刺激嗎？需要。
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市場格局已經悄然改變。我們在三十年里完成的是大開大合大吉利是，那么就肯定在此期間積累了大量冗余大量糾結大量扭曲，因此注定要在三十年后大破大立，解決了這些扭曲，才能宏圖大展。
經濟需要的是深層次的真刺激，這才能給出新希望。
全社會必須有這個共識，答案就在于改革，深化改革，深入骨髓的改革。別無他法。
通脹和通縮看起來相悖而行，其實殊途同歸，在許多國家，都是“貨幣很豐滿，CPI很骨感”“增一分則脹，減一分則縮”。當今中國也同樣需要警惕這種兩難困境，外有疲弱不堪的國際經濟形勢，內有龐大身軀的負重轉身，貨幣政策不能長時間大劑量使用，配套財稅等政策是否能夠跟上，才是經濟“反彈”是否能夠有足夠內生動力和續航能力的關鍵。
換言之，貨幣政策會創造出一些空間，目的是讓配套政策還有發揮，最終是讓結構性改革得以完成。
只有效率得到提高，效益才會有提高，需求才會更好的實現。
只有充分理解，我們自己就是那個供給側，就是那個需要還舊債、抹掉虛榮心、學習新技能(去產能、去杠桿、補短板)的供給側，就是那個需要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的供給側，我們和“刺激”，才能夠繼續互動，其樂融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唯一重點
當通縮還是通脹成為如今懸在各經濟體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強刺激下的靈光乍現已經消耗殆盡，而全球經濟離真正曙光還有一段艱難的路。
而中國的“新常態”，就是在對這種狀況有了根本性理解的狀況下，下了壯士斷腕的決心，而作出的方向性、戰略性的深刻調整。
經濟發生問題的核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實體經濟的建設、穩固、升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就是從供給側出發，提高政策的效率和效益，建立合理的結構框架，最終在需求端形成良好互動。
這就是供給側需求端兩發力，最終完成結構轉型的真意。
讓你們不搞強影響，但這一個供求關系側型式性的改制歷程，全這個世界使之令人矚目，讓你們都想樂在在這當中也會痛在在這當中，痛并歡喜著，肯定會很影響。（編輯萬喆是中國人磚石集團頂尖資金生理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