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產能成為我國經濟改革中的“重頭戲”。
產能越減越過剩
近年來，我國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已經成為中國產業發展的痼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過數輪大范圍的產能過剩。十多年來，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中央政府曾經多次實施強力干涉，各項調控政策、法規、文件不斷出臺，旨在淘汰落后產能，實現宏觀調控。轟轟烈烈的“運動”每三四年就有一次，效果卻貌似是瘦身瘦成了大胖子。
“關停并轉”言猶在耳，新一輪“關停并轉”又開始了。名單一拉開，還是老幾位。大家禁不住齊齊倒抽一口冷氣，我的天吶，怎么你還在這里？
2011 年以來，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煤化工等傳統行業因產能過剩而處于全行業虧損。工信部發布的《2012 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報告》，我國煉鋼能力超過9 億噸，產能利用率僅有72%；水泥產能接近30 億噸，超過2015 年25 億噸的需求預期目標。
經過幾年調控，根據中鋼協發布數據，2015年我國粗鋼產能約為12億噸，測算產能利用率不足67%，并估計產能仍有可能進一步增加。與此同時，其會員鋼鐵企業虧損645.34億元，虧損面為50.5%。而中國水泥協會的數據是這樣，2015年全國新增投產水泥熟料生產線共有31條，新增產能4712萬噸，累計產能比上年增長2%。與此同時，水泥行業利潤同比下降58%。
大家也禁不住齊齊倒抽一口冷氣，我的天吶，怎么你還在增加？
市場失靈不足以解釋
產能過剩是經濟低效運行的體現，最終必然導致產業組織惡化、利潤下降、虧損增加、金融風險加大、資源浪費嚴重等問題，使資源、環境約束矛盾更加突出，使經濟結構不協調問題更為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和協調發展。
事實上，全球化背景下，產能過剩已經是世界主要經濟體面臨的普遍性問題。一般認為，產能過剩是伴隨著經濟危機出現的一種短期現象，即“周期性產能過剩”。但我國情況顯然不止是“周期性”的范疇，有些人便用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s）來解釋。
信息不對稱會引起產能過剩。有研究指出，在發展中國家，產能過剩不僅由經濟周期波動引起，還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對產業發展出現了“羊群效應”，造成“潮涌現象”或“產能過剩”。但是看看幾大過剩行業，肉眼可見連年虧損，肉身則有切膚之痛，單單說對信息的分析和預期的偏差造成了產能過剩恐怕不夠。
企業壟斷會引起產能過剩，而且屬于長期性的產能過剩。但壟斷企業經濟總量在國民經濟中影響不大，尤其在多個過剩嚴重行業中，都是相對競爭完全的市場。
經濟危機會引起產能過剩。國際經濟危機和需求疲軟的確可解釋部分產能過剩，但我國過剩由來已久，而且愈演愈烈，經濟危機因素不足以解釋。
第一個有道德風險的問題——進入
雖是世界性難題，不同背景下，產能過剩的產生原因也許會稍有不同，唯有將自身原因的特殊性找出來，才能夠有利于解決表面上具有共性的問題。
激勵機制總是個根本原因。激勵機制的扭曲造成產能過剩。
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為代表的政府干預，對企業形成過度投資激勵。由于地方融資平臺部分兼顧了政府績效提升的職能，企業投資收益關系的考量變得被弱化，而為了增加投資而承諾成為企業的“擔保人”也會造成企業經營的道德風險上升，從而雙向扭曲市場機制。
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地方官員任期的第4-5年，晉升幾率較高，為晉升的關鍵時期，為了追求經濟績效，地方官員會向當地企業提供相對較多土地和融資優惠。在該時期，企業獲取土地和融資的障礙降低，企業產生擴張產能投資的沖動，導致產能利用率下降，形成過剩產能。
不僅如此，本是為了約束過度投資的審批機制可能因尋租行為導致過度投資。因政府規劃不但總是會滯后于市場變化，而且人為壁壘會激勵市場壟斷或合謀行為，從而獲得壟斷經濟利潤。
這個問題不但表現在某些行業在某些地區的反復產能過剩，更能從前些年一些新興產業也“產能過剩”中看出端倪。因地方政府的過度干預，以風電設備、太陽能光伏產業為代表的一些新興產業同樣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于2013 年3 月進入破產程序，背后是當地政府的激勵干預和道德風險的并存。
這已經是比較有共識的問題。
新問題是，現在環境這么差，為什么它們都不退出呢？
第二個有道德風險的問題——退出
產能過剩其實也可以作為企業競爭的一種手段。從博弈論角度看，產能過剩可以使得共謀行為更加便利，通過制造更可信的降價威脅，形成進入壁壘。尤其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幾類企業，投資規模都比較大，資產專用性比較強，沉淀成本較高，轉而投向其它行業的代價太高，因此，企業也有可能短時間內降低價格，甚至有時候虧本運營，來贏取市場份額，以等待將其它企業擠出行業。
但是這種斷臂求生的方式不可能這么長久啊？
所以，激勵機制又來了。“補貼”恐怕就在此間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地方政府有其現實需要，為了追求經濟增長、保證就業和稅收，不希望、甚至會阻礙企業的退出。因此，增加補貼和相關激勵，和企業一起互相支撐、共渡難關，可能就會成為不少地方的現狀。
然而，補貼不但會錯誤激勵企業的投資決策，補貼下的要素市場價格扭曲，企業的成本結構和供給曲線也被扭曲，沒有收益的投資也可能存在；也會又一次帶來道德風險，政府補貼會帶來企業套利，使得企業過度進入。事實上，有不少企業在新開工廠、拿到補貼后，沒有繼續進行生產活動，形成大量的過剩產能。
這就是補貼與產能過剩不斷交織的惡性循環出現的原因。
第三個有道德風險的問題——去化
別看我們對產能過剩耳熟能詳，關于如何具體詮釋產能過剩仍然爭議不斷，其中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 產能”的確定。
簡單說，工程學上而言，是指在特定時期內最大的可持續生產的產出。比如，一架釘子生產機器一周七天每天24小時運作生產十萬顆釘子，這就是產能。如果你一周其實只生產了8萬顆，產能利用率就是80%。
然而，從經濟學意義上看，是在給定廠房和設備的前提下期望的產出水平。例如機器每周運轉7天每天8小時，因為如果時間延長，會導致更多的額外成本使得利潤下降。于是你一周只生產了3萬顆釘子，產能利用率已經是100%了。
因此，如何測度非常重要。中國還沒有明確統一的產能定義和產能利用率計算方法。雖然國家統計局、IMF、OECD、中國人民銀行等都發布過相關數據，但數值差別較大。
而產能過剩的標準是什么？在各個國家也不完全一致。從理論上說，100%是完全不過剩，但這在現實中基本不存在，美國和歐盟的過剩標準是82%，日本在83%-86%之間，印度平均水平70%。但以這個標準，美國許多行業可能也存在產能過剩，歐盟和日本也一樣。
道德風險又來了。
因為產能標準和過剩標準的相對模糊，量化和測度不夠嚴謹，數據采集在某種程度上是從企業自己的上報數據中得來的。而在當前，去產能成為了國家重要政策，為了保證企業和人員的順利平穩過渡，中央及地方補貼在所難免。基于此，企業有可能存在為了套取補貼或者贏取優惠政策而謊報產能及利用率。
后記
激勵容易，約束也許也容易，激勵和約束都要有相當難。但經濟發展就是靠這個。
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初衷是積極向好的，誰不希望自己經濟欣欣向榮？然而，他們都是自利的。
去產能是個大問題，不僅是因為產能過剩很嚴重，還應當看到背后成因所體現出的市場扭曲和無處不在的道德風險。
因此，對產能，是否應該建立更科學、系統的統計標準？是否應當完善產能利用率的大數據庫，以對全國產能相關利用有較為及時的了解？
對企業，是否應該轉換支持方式？
對地方政府，是否應當建立多元化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
對政策，是否應把重點更放在相關土地、財稅、金融政策的公開公正透明上？
去產能不是一切了事，而要全盤改變思路，有更細致合理的條規來統籌，在保證積極性的同時，給予彈性，明確責任，嚴格底線。
轉型須得生塵為營，綜合型快狠準，要立章建制，穩扎穩打，才可提供實打實的成效顯著。（寫作者萬喆是我們金牌集團公司首席總裁生活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