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債務已經成為世界命題。
只是敵人太狡猾？
海外幾大評級機構不斷用級別下調發表對我國債務危機的擔憂自不必說，海外媒體也總是有人—從大名鼎鼎的大嘴小嘴到不知所云的國家政要—為中國的債務操碎了心。前兩天有人說，他前兩日去美國開會，他的好朋友，著名的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先生一見了他，就撲上來親切溫暖的問候道：“親，你們中國的債務是不是要崩潰了？”
這種自己國家債務鐘都敲破了也不理不睬幾百年不見的朋友來了先把對方的臉摸得啪啪響的國際主義精神還真是教人熱淚盈眶忍俊不禁如沐春風樂不可支啊。
而實際上呢，針對外界對中國政府債務諸多熱點問題，財政部首次披露了2015年全國政府性債務負債率——41.5%，和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兩項指標均低于國際警戒線。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掰扯，所有關于中國債務的說法都是些雕心鷹爪豺狼虎豹獨夫民賊狼子野心的捕風捉影杯弓蛇影空穴來風齊東野語了哈哈！
可是光光這么說也沒有什么用啊。
敵人太狡猾這種事實既然已經存在，只怪敵人太狡猾這種解釋就顯得太過軟弱無力；既然有人亡我之心不死，我就要忙著活得更滋潤以抵抗“死”；通曉緣由固然有值得贊賞的聰明，懂得應對才是能夠持久的智慧，這種智慧，包括及時自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和積極改善進步。
債務本身并不是一種問題
債務本身，是一種進步。
有了債務，才有了杠桿，才有了資本運作嘛。
所以，國家承債，也無可厚非。美國建國就是靠舉債。
獨立戰爭初期，華盛頓領導的美國軍隊就發現，他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錢。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經過多重考慮，決定發行債券。1776年，還專門在各州設立了“大陸借款辦公室”(Continental Loan Office)，專門負責政府債的銷售和之后的利息支付工作。這實際上是現代證券市場的雛形。通過一系列的舉債、借債后，美國終于贏得了獨立戰爭，但面對窮的叮當響的政府，建國也仍然是個債重而道遠的任務。1788年，《美國憲法》簽署，與此同時，清朝國庫存銀6000多萬兩，而美國政府的外債和內債是多如滿天繁星，而稅收寥若晨星，解決債務的唯一辦法就是借新債。
1790年，漢密爾頓向國會遞交了一份債務重組計劃，利用債務證券化運作，解決了當時的難題。同時也埋下了“華爾街”的種子。這些債券加上次年推出的“美國銀行”股票強化了價格發現機制，提升了流動性，極大激發了市場活力。到1791年底，債券的市價超過了面值。從此，美國資本市場一發不可收拾。1803年，美國政府通過向國內外投資者發公債，融資買下路易斯安娜，使美國領土面積翻了一倍。證券市場從此為美國的成長服務，也為之后的工業革命、科技創新融資效勞。市場活力轉化成了經濟繁榮。
有債，真好！
債務也會是一種問題
有債也不一定好。
希臘就是很好的例子。
2009年12月希臘政府公布，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預計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于是全球三大信用評級機構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相繼調低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借貸成本大幅提高，政府不得不采取緊縮，向德國等國借入救援貸款，2012年5月，希臘發生擠兌潮。從此，歐元區都深陷危機。
也就是說，借債太多，是很容易崩潰的。
但是，又好像是不一定的。
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債務余額達到1049.37萬億日元。如果以日本目前約1.27億人口分攤下來計算，平均每個日本人將負擔約826萬日元，而日本人均月收入才約40萬日元。不僅如此，其敲定的2016財年(始于同年4月1日)預算總額高達96.72萬億日元，再創歷史新高。日本政府債務率在1991年時為不到90%，安倍上任時已攀升至236%。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測算，日本政府債務率目前或已升至250%，而且還有上升趨勢。政府收入中有三分之一依靠發行國債，由于國債收益率下滑和投資者需求持續減少，日本央行已成為日本國債的最大買家。
日本的財政狀況嚴峻程度可見一斑。
但是希臘早被全球金融教科書念成渣渣了，日本卻還承受著不能承受之重。
債務的歷史
要看金融的現代化路徑，必須了解一下金融體系的長期發展歷史。
要看為什么有人借債沒事只管拼命借，有些人晚了兩秒還債就滿街頭看見通緝令，就得看看借債的歷史。
通常而言，在經濟史的研究中，大家會把科技當做社會進步和變革的關鍵要素。比如說，工業革命對于相關生產率、生產力的影響，造成的生活水平、社會結構的變化，等等。不過金融革命，在人類經濟史上也起到了巨大作用。比如說債務，難道債務的發生，不也對于生產率、生產力造成了很大影響？不也造成了生活水平、社會結構的變化？
但是債務的生成，卻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政府債務。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貨幣兌換需求的增加，債務自然而然的出現了，金融市場由此孕育。而政府一開始是被排除在外的。因為政府會基于財政壓力而進行強制性借貸或者貨幣貶值，從而造成對市場的擾亂。如在１３世紀的威尼斯，所有動產持有者必須把其資產的一定比例以非常低的利息貸款給城邦。英王詹姆斯一世就不斷借款、延期，非常偶爾的付點利息，并且一直也沒有償付本金。英王愛德華一世就曾撕毀與猶太人之間的債務合同，沒收他們的財產，并將其驅逐。愛德華三世則直接逮捕了“債主”，直到他們宣布放棄討還利息的權利后才被釋放。法王菲力普四世則將債主的組織解散了。
這樣做的結果是，市場中的活力很低，大家不愿意借債給政府，更不愿意做固定投資。結果，財政抑制，市場效率低下。
債務是一種信用
這說明什么呢？
說明債務本身，就是一種信用。對信用而言，預期非常重要，甚至影響實質，而強權弱權都會造成弱預期。
一方面，政府太弱，債務危機就會很容易迫近。比如希臘，其發生債務危機的時候無論絕對數額還是與GDP的比值都并不是在一個駭人聽聞到不能接受的地步，但是危機卻發生了，赤裸裸的，并且在此危機上，希臘信用一再受損，信用與實質危機相互作用，其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到了今天，真的變成了無與倫比的大泥潭。
另一方面，政府太強，強到權力大過規則，也會引發信用危機。在傳統社會中，君主幾乎可以隨時賴債，而借貸者卻很難對其進行懲罰，這使得君主能夠得到的借款非常有限。現代社會中，政府對于各項市場運營的全面“承包”，可能使債務變得混淆、不透明，并引發外界關于道德風險的猜測。歷史上，英國金融革命的保障恰恰來自于光榮革命后確立了政府權力的可信承諾，限制了政府的部分能力，這不僅為公共債務帶來了一個穩定的市場制度，也為私人債務市場的平行發展提供了一種巨大的正外部性，最終才推進了公共資本市場和私人資本市場共同發展。
中國歷史上有個叫崇禎的皇帝，他國庫空虛，想問臣子借錢，借不到。后來，有個叫李自成的，奪取了崇禎的位子，也問臣子要錢，要到了，很多很多。
他們倆正是太弱和太強的例子，后來，都亡了。
后記
從公開數據來看，我國的債務仍然在可承受范圍內，財政狀況總體穩定，發展前景和態勢也堪稱良好，并不需要過分擔憂。
當然，我們的財政預算體系和債務管理系統也有自身的缺點，必須另開一篇單講了。
而我們一直困惑的，為什么“別人”總在為我們的債務咸吃蘿卜淡操心的問題，卻可以在歷史中尋找出線索。
除了我們的宣傳溝通系統相對較為稚嫩外，也許，“別人”所擔心的，不止是我們所以為的我們的“弱”，也有我們所一直驕傲的我們的“強”。
當前，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也在將政府大包大攬的職能還給應該承擔相應職責的市場。
金融體系的現代轉變必然以財政體系的改革為出發點，然而，無論是債務、金融，其根本都是信用，在現代社會，信用卻也是一種度的把握，是能力，也是規范，需要腰纏萬貫的土豪實力，也需要清雋得體的儒雅氣質。
也許，政府應該退到更后面，用強大的身影提供堅實的支撐，前臺留給廣為光明透明清明的個體各負其責。這樣，如果再有著名的好朋友們來摸臉，我們就把賬單清清楚楚的扔回他們臉上，然后，在龐大身影的籠罩下，舒舒服服的坐在沙發里，嘿然一笑。
另一當今世界，才可即心了。（筆者萬喆是中金群首席總裁第三產業生理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