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來，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加速下滑。引發各級政府的巨大關注。
民營企業占GDP的60%；就業貢獻達到80%；推動創新，完成了70%的技術創新和80%的產品開發。民營企業何其重要，民間投資何其重要！
因此，國務院派出九個專項督查組，奔赴18個省市區進行走訪、調研和督查。督查結果也發布了。
但或許還可以深究。
民間投資的下滑趨勢由來已久
民間投資增速下降并不是現在才出現，應該說，從大約2011、2012年就開始了，但是，在2015年，民間投資的增速下降幅度加大，到了今年，民間投資增速已經比公共投資下滑得更快了。
要知道，此前，除2009年之外，民間投資增速一直明顯快于總體投資。2012-2014年，民間投資分別增長24.8%、23.1%和18.1%，比總體投資增速分別高4.2個、3.5個和2.4個百分點，但增速和增速差都明顯減小。
2015年，趨勢就已經出現可能逆轉的預兆，民間投資增速比2014年降低8個百分點，與總體投資10%的增速基本相當。2016年，逆轉發生。1-4月，全部投資增速仍然有10.5%，但民間投資同比增速為5.2%，幾乎腰斬。與此同時，非民間投資增速達到20.5%。
長期總體增速下降與前期投資增速高不無關系，此外，近些年來，國際經濟形勢緊張，外需下降，也使企業投資意愿減弱。與此同時的外匯占款減少就有同樣的原因。而且，從統計學上說，由于公布的數據是累計同比，年初讀數的下降會最為明顯。
民間投資減少并不是因為民營企業“敗退”
具體看，去產能不是民間投資下滑的主要原因。今年1-4月，民間投資在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的增速分別為-7.1%，5.4%，1%。采礦、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投資下降較快，但在這些行業中，非民間投資也同時快速下降，民間投資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民間投資占比下降最快的是一些基建行業，尤其是具有公共屬性的行業，比如水電供應、公共管理、水利建設等。這些政府相關的項目由于投資時間長、收益率相對小，對民間資本的吸引相當的弱。從此前多個政府等PPP項目的招投融資不利便能夠看出。
但民間投資并非全面“撤退”，比如說，民間投資在衛生和社會工作的增長有24.8%。
事實上，民間投資雖然減少，但經營狀況并不因此變差，或者也可以說，民營企業投資減少，并不是因為經營變差引起的。
來看看一季度分經濟類型主營業務收入與利潤同比增速，國有控股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增速為-5.6%，利潤總額增速為-5.7%；集體企業收入增速為-2.6%，利潤增速-1.4%；外企收入增速為-0.3%，利潤增速8.9%；私營企業收入增速為6.1%，利潤增速7.7%。
過去我們只愛看投資，但我們也應該看看投資收益率。民企投資謹慎，但業績不錯，利潤增速甚至超過收入增速。
解決民間投資的問題，是誰來做市場主力？
中國的民營企業經營不錯，去化政策也沒多大影響，從2016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大幅增加也可看出，這也不只是錢的問題。
為什么它收縮得這么厲害呢？
因為天性。
從正常的經濟和市場發展來說，民營資本應該是市場主力。因為，民營企業本身就有極其敏銳的逐利嗅覺和絕處逢生的韌性，其經營和轉型的能力發自內心渾然天成。從現實看，民間資本的“聰明”不需要也不聽從你的指揮。
但凡事都有兩面性，民營資本這種趨利避害的天性，是其能夠成為市場活力源泉的原因，但在發生了經濟調整或者下滑的時候，往往會向著更壞的方向加速度行進，如果任由其“自由”生長，難免要經歷一個最壞的結果，一個漫長的衰退。理論上，這種衰退是對前期繁榮過剩的出清和懲罰，而且也應該可以自我修復，號稱終有一天又重回榮光。不過，鑒于這個修復過程有多長誰也說不清，有的國家就一直在修整，從來沒恢復。這大概也是2008年次貸危機時美國的看法，所以他們還是決定放棄自由選擇干預。
其實，關于有些人質疑的政府投資對私人投資的影響，認為政府支出增加會降低預算盈余或增加預算赤字，進而擠出私人投資，并不是經濟學定論。另一些人發現，當公共投資作為生產要素投入，且與私人投資為互補品時，私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隨著公共投入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政府對于固定資產、基礎設施的投資擠入了私人投資。
當然，還是民營企業做主力，只是，政府要通過政策干預加強市場信心，為的是讓民企能夠更好的做市場主力。
信心問題在于政策的不一致
然而，在這個時候，真正的問題就顯露出來了。
投資風向完全是個信心問題，看上去政府為民企簡直操碎了心，那究竟民間資本為什么還一時間不夠有信心呢？
問題或者正出在政府的加大力度支持市場上。
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其特殊路徑，從計劃經濟走來，經過改革開放，一步步在市場經濟中收獲。而當前的民營企業，許多都經歷過各種改制，并且記憶猶新。所以，當政府進行市場干預的時候，民間的反彈聲浪就會特別大，企業的擔心是，會不會有政策的不確定性？
我個人認為，歷史的潮流是向前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也不用擔心。
但是，這種憂慮卻不能說是空穴來風。憂慮應該來自于當前許多政策的不一致性。
首先是宏觀不一致。
去年至今，全球經濟走勢詭譎，中國經濟也受到不小影響。在此期間，由于各種原因，有些政策制定者過于求好，或者太想顧全一切目標，反而導致政策的突然性比較大。比如年初的熔斷機制。一項政策，不僅內容，其出現、消失和執行的方式等其實對市場的影響都是巨大的。當影響過于巨大時，又不得不出動更強的行政力量去消除。這就給了市場一個印象，政策不一致、不連續、不可預測，而且，權力過大。
微觀而言，政策的不一致性也十分明顯。
一方面企業認為政府對其服務很不到位，“玻璃門”等六扇門問題，由來已久。另一方面，政府其實為了招商引資也是出盡了大招，對于當地經濟有相當拉動作用的同時，也造成了很多問題。現在比較突出的產能、庫存過剩問題就與此脫不了干系。說到底，兩方面都是政府微觀干預過猛造成的。但各種“不到位”和“太到位”交互施加，政策的一致性也碎成了片片。
政府干預需要把握度
當企業對于政策的走向和目標難以把握，對具體政策的執行能力和執行可持續性有了疑問，市場就很難不充滿疑慮而收緊投資。
企業本身，其實有自己的發展軌跡和規律。當下，雖然全球經濟緊張，中國民營企業也面臨困境，但它們也在不斷想辦法，走出去求發展，內生性求轉型等，從制造業看，增速最快的汽車制造業，以前一直是外企和國企的天下，現在民企的比重一直上升。而另外增速較快的電氣、紡織扥各行業，都是典型的民間投資領域。
因此，政府的干預很有必要，但也要把握準度，端正政企關系，合理定位政府、企業在市場中的存在和作用，要對準宏觀問題、揪住精準問題、把住基本問題。
對準宏觀問題就是加大貨幣財政等相關支持政策和投資，但不要對企業微觀運營進行過多干預。主要目的是擴市場，從而為民企的資源流動和運營空間服務，而非給民企強注激素。
揪住精準問題就是要了解企業的具體需求，在一些具體執行中給予政策上的幫助和優惠。比如產業壁壘、進出口壁壘等，這些人為設定的壁壘，加大了企業運營難度，也增加了企業運營成本，造成了市場的扭曲，因此需要精準攻克，及時疏導。
把住基本問題就是一定要強調民營企業的地位和未來走向。其實民營企業要的地位無非也就是，我就是個企業。而他們要的政策無非也就是，公開公正透明。
后記
我聽說，養一個孩子，最重要的不是家庭富裕或貧困，而是家長的態度要平穩而有連續性。這樣孩子才能清楚的預料到自己的行為什么是合適的什么不合適，才能有穩定的心理預期和適應能力，基于此，他的天才地材鬼才才能健康發揮噴薄而出。
反之，今天你給他甜蛋糕，明天又給他大棒子，說了給買玩具又食言，不尊重他的話語權等，他就會缺乏安全感。縱然他有千般才華，也難以正常施展。
最好的辦法，是不要拿他當孩子，而是確立他獨立人格的身份，相互尊重，一面監管，一面自由。
更何況，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是，其實我們并不是家長，我們只是擁有不同權力的共同體。（作者萬喆是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