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近日表示，延遲退休方案即將出臺。
老驥需伏櫪
我國現有退休規定是按照20世紀50年代人口的年齡結構和預期壽命來制定的，男職工為60歲，女職工50歲，女干部55歲。但新中國成立時人口預期壽命44.59歲，1990年已至68.55歲，2015年為76.34歲。根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數據，我國2015年60歲以上的老人已經達到了2.2億人，占總人口的16%左右，中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且老齡化速度比較快。
從生命周期假設來說，“一個有代表性的消費者，在任何年齡分配到的用于消費的資源僅依賴于他的畢生資源，而與當前得到的收入完全無關。”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整體升高，實際勞動起始年齡不斷升高，預期壽命也在不斷提高，如果退休年齡不變，則總體收入減少，而且收入被攤薄，易使勞動者陷入晚年收入貧困，因此，對于個人而言，為了保證勞動收入的總量，必須適當延后退休年齡。
對于國家整體而言，人口結構轉變是延遲退休的重要原因。人口結構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美歐等發達國家在19世紀和20世紀都經歷了人口結構轉變。盡管我國人口結構轉變起步晚于發達國家，但由于各種現實原因，“轉變時間短、幅度大且總量規模大”，對經濟社會影響和沖擊會更大。因此亟需根據現狀進行政策調節。有效解決勞動人口比重下降造成的勞動力資源不足問題，以及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盈縮皆有期
老齡化問題無疑給中國的社會經濟帶來深刻影響，其中最為現實和迫切的，就是養老保障體系問題。而我國更有其特殊性，自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向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轉軌。制度轉軌成本加上人口老齡化影響，養老保險基金面臨很大的支付壓力。據世界銀行測算，2001--2075年中國社會養老保險的支付缺口約占2001年GDP的95%。養老金缺口不但會加大財政負擔和困難，也間接危害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
這其實也是個世界命題，全球范圍內的人口壽命延長和老齡化都給國家養老金系統的支付能力和財務可持續性帶來巨大壓力，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或法定養老金退休年齡是普遍采用的改革辦法。美國在1983年的《社會保障法案》修正案明確了將從2003年65歲隊列開始每年推遲2個月退休，到2017年將退休年齡逐漸提高到67歲；德國2007年立法，決定從2012年起將退休年齡每年推遲1個月，從2024年起每年推遲2個月，到2029年推遲到67歲退休；法國是逐步提高領取全額養老金的繳費年限，從2008年的40年提高到2012年的41年；日本政府2000年決定將退休年齡從60歲逐步提高到65歲。男性從2013年開始，女性從2018年開始，每3年提高1歲，分別到2025、2030年提高至65歲。
養怡何永年
但延遲退休是否能夠彌補養老金缺口？也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延長退休必然會擠占年輕人的工作崗位，造成新增失業率的上升，從而影響養老金繳納基礎，反而有可能使養老基金不升反降。的確，延遲退休能對養老金虧空產生積極的降解作用，但對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沖擊也不能忽視。
我國當前勞動力人口數量增長放緩，中長期勞動力不足的趨勢已開始顯現，但是短期內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2016年二季度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5%，5月份31個大城市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2%。雖然相對平穩，也不可謂沒有壓力。而且，我國短期存在較多的失業困難群體。
因此，延遲退休雖然是大勢所趨，但是其細化方案的選擇才是決定政策結果的核心。方案應當要考慮社會就業壓力、人力資本的差異性，以及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
比如說，某些行業低勞動技能者供過于求，延遲退休會對就業產生明顯的擠出作用，而且其人力資本由于不斷老化和貶損，養老保險繳費能力與工資率也會下降，延長他們的退休時間也無益于化解養老金虧空危機；而一些行業的高勞動技能者供不應求，延遲退休不會有明顯擠出效應，而且由于人力資本會不斷積累和提升，養老保險繳費能力會同工資率一起不斷提高，延長退休時間也有利于化解養老金虧空危機。
可見，依據勞動力的供求情況分類延遲參保者的退休時間更有利于化解養老金虧空危機。
當然，青年人“就業難”問題的根本并不在于老年人太多的占據了就業崗位，而在于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性失衡，要解決這一主要矛盾，重點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行業技術進步和知識性服務業增長等。而科學合理的分類延遲退休方案，實際上也是有助于改善市場人才供需結構的舉措之一。
壯心誰不已
每個國家的發展歷程和現狀不同，同樣政策制定的時候也就應當要考慮到其它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作為方案設定的前提變量。
比如從普通人對于退休的理解和需求來看，影響人們的預期退休年齡與實際退休年齡的因素大致相同，并且也從一些側面真實反映了社會的其它影響因素。
個人意愿退休年齡會隨外部環境、實際年齡、個人認知或心理因素而發生變化。通常我們認為，養老金是影響退休年齡意愿的重要因素，健康狀況對退休意愿也有較大影響。
不過，在不同國家，大家的意愿有差異。比如澳大利亞研究發現，退休收入增加使男性傾向于提前退休，但女性的退休行為往往與家庭環境相關。美國研究則發現，人們意愿退休年齡的變化主要是因為健康狀況而不是收入或財富的變化，健康狀況不好者的意愿退休年齡會提前1--2年。
中國的退休意愿也很有自身特色。華南農業大學的一項實證表明，女性更傾向于延遲退休；職稱水平高的受訪者延遲退休的意愿更強烈；但人們的受教育水平與延遲退休意愿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而與許多人想象的不同，工作單位性質對延遲退休意愿無明顯影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的人并不比在企業工作的人更傾向于延遲退休；最特別的是，健康狀況對延遲退休意愿的影響并不顯著。而且，相對于健康人群，患有疾病的個體的延遲退休意愿更強烈。
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結論有相當差異。真實顯現了我國既往政策和當前環境對人群的不同影響。如我國女性當前退休年齡較早；低教育人群可能因收入低更愿意延長勞動時間；而中國目前的醫療保障體系還不是很完善，因此健康狀況不好的人面臨醫療支出壓力，反而會選擇延長工作時間。
焉歌以詠志
延遲退休方案的確定，究竟應該以什么為基準變量？這決定了方案最后出臺細節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從何而來。
在我國，由于各種原因，對于延遲退休有著不同的理解，而其中一部分人，將延遲退休與養老金缺口結合起來，并極力渲染這是相關部門工作不力或者失誤造成的。這種極易激發吃瓜群眾情緒，以至于吐得滿地是瓜子的攪混水方式，造成了當前種種政策宣傳中并不將兩者直接聯系，而是將預期壽命延長與退休直接關聯的結果。然而，這種結果實際上是對大眾不利的。
因為，盡管預期壽命延長是根本原因，但在退休調整機制上，很少有國家直接對其進行關聯。要知道，如果只是將延長退休當做一種新的在不同代人之間轉移養老金費用的模式，即養老金領取人去承擔一部分因為他們比上一代人活得更長而產生的費用，退休年齡的調整幅度與預期壽命延長程度成正比，這恐怕是太機械了。也幾乎沒有什么國家采用這種方式制定方案。比如日本，是受長壽和老齡化影響程度最大的國家，但退休年齡并沒有較其他國家有明顯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齡提升速度較為緩慢，這就是在經濟考量中加入了對其社會文化背景充分考慮的關系。
我國目前需建立的，就是在基于我國現有經濟、制度等條件下，進行人口壽命延長對養老金支付壓力和財務可持續性影響的測度系統，將該系統與將延遲退休作為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的一種方案，并同時充分考慮性別差異、家庭結構等社會背景和折現率、工資增長率等財務預算因素，最后綜合選擇，加以運用。
對養老金缺口不抗拒不回避，忠于事實面對事實，才是解決延遲退休問題的最佳方式。
后記——終能幸甚至哉
一套政策的出臺，需要兼顧經濟平衡和社會公平，否則就會在政策推行過程中遇到太大阻力，影響政策執行的效率。
這種阻力，既來自于正面的反對者，來自于模糊的攪局者，也來自于廣泛的多因素困擾，更來自于自身的不確定。
沒有什么政策是萬能的，但是政策對社會民生的影響力如此巨大，它必須經得起推敲、琢磨和考驗，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確實有非常正確而清晰的目標，有的放矢深入的調查研究分析，并選出能經得起千錘百煉的測度實證和結果。
如果為了政策而政策，或者為了解決一時問題而政策，那一定是失敗的政策。將來會需要更多的政策來打補丁。
同樣，如果太過驚懼和遷就大眾輿論，只想討好一切人，骨子里不過是生怕對政策負責任，那恐怕也很容易被帶離正確的方向。
看一項政策，與其情緒化的看它，或者完全糾纏于不能改變的事實因素等，不如正視它，看得更深些，把它的底看穿。政策制定者和我們都如此，那么大家就反而能平心靜氣又目光如炬，得到一個真正熙熙融融笙磬同音的結果。（作者萬喆是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