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盛大開幕，隆重閉幕，為當前略顯萎靡的全球經濟帶來許多話題，也為充滿期待的國人們帶來許多想象。
但G20需要和想要帶來的，顯然并不只是如此。
趨勢
國家是在時間河流上航行的，所以看國家，要看其后的歷史背景，看歷史，要看其中的國家作為，兩者相輔相成，組成了趨勢，組成了過去、現在和未來。
趨勢就是，找到自己的優點，看清時間的走向，站在大勢上制造歷史的轉折。猶如一個人，是否能夠英雄，也許要看他出生于亂世之中或是盛世之際，也要看他適合在亂世之中力挽狂瀾還是適合在盛世之際號令天下。
G20是個峰會，是個首腦峰會，于是也決定了，這是一個框架性決議的協調機制，不可能對微觀具體進行刻畫。
這不是一個空談會，不是一個表演會。它不會，因為它也不能。此次G20的備受關注和觥籌交錯背后，是有尖銳實質的。
杭州G20受到相當大的期許，不是因為杭州人杰地靈采茶姑娘貌美如花，雖然杭州確實人杰地靈而采茶姑娘的確貌美如花，而是因為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非常低迷，國際政治形勢十分渙散，全球意識形態充滿撕裂，世界格局走向曖昧不明。
在黑夜里尋找曙光，為的是看清前方的路。我們關心G20，是因為我們想借此看清前勢。
所以，對G20的解讀，或者可以深入而研習各種發言、致辭、公報；繼而淺出，從細節跳出來看宏觀、看趨勢、看戰略；然后自然可以再深入，知道將來如何順應趨勢去看細節的布置。
我以為， G20傳達了三層信息。
第一層——核心
G20的意義是什么？
一件事情的意義，可以從事件本身和當事人的參與來看見端倪。
G20的發展實際上有一個過程。
從某種程度來看，最早開始的時候是G7，即七國集團首腦會議，是七個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的政府首腦會晤機制。首次會議在1975年舉行。
G7誕生絕非偶然，看其時點，就能知道，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土崩瓦解，GATT面臨重重困難，中東戰爭帶來石油危機之后。此時，二戰后建立的政治、經濟、金融、貿易等體系都遭受了巨大挑戰，西方國家經濟經歷衰退，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因此，需要一個有實力、有權力的對話機制進行世界經濟問題的共商協調。
G20的第一次會議在1999年，于德國柏林舉行。創立20國集團的建議是美國等西方8個工業化國家的財長們提出的。當時的G20，主要是由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參加的非正式對話機制，旨在推動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為有關實質問題的討論和協商奠定廣泛基礎，以尋求合作并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和持續增長。
1999年前，亞洲經濟經歷了繼上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之后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可怕危機。一方面，前期亞洲和其他地區各國的高速發展給世界帶來了新動力，另一方面，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嚴重缺陷。此時，世界協商亟需更多國家的加入，而全球市場亟需更廣泛的協調。
2008年，G20開始變成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并擴大各個國家的發言權。
無需多言，這一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新興經濟體走上世界舞臺。
核心是什么
2008年迄今，危機后時代持續震蕩發酵加深反復，貨幣政策超越極限，財政政策無從下手，在吶喊與彷徨中到了2016年，中國舉辦G20。
而在這幾年間，G20本身也越來越重要，現今儼然已經蓋過G7風頭，成為全球政經的風向標。這無非是因為，當年G7就已經可以代表全球經濟和市場，因此它們也就當仁不讓的代理全球政治指點江山。而今非昔比，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量已然龐大，20國集團的GDP總量約占世界的90%，政治地位和發言權自然也就相應增高。
可見，首先，全球格局的改變，是與危機息息相關的。危機也是契機，就看對誰而言。其次，格局如何改變，無論是單極化、多極化或碎片化，都赫然顯示，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筑，政治的影響力、趨勢、格局都來自于經濟基礎。
所以，無論是峰會的歷程或是中國及其它國家在期間的地位變化，都深切說明了一點，國家任務的核心是“發展”。沒有發展，都是空談。這次G20會也專門提出了這一點。這是核心，是關鍵，也是基礎。
第二層——定位
對于中國的意義是什么？
中國對于自身的定位，一直比較糾結。
無論從中國當前的國際關系或是從二戰后美國與英國權力關系的新舊交替過程來看，都充分說明一件事，做老大很難，做老二更難，無論你是不是那個想做老大的老二，尤其是你有的就是那個認為你不甘心做老二的老大。
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必須在如何實現我們的國家夢和國家利益夢之間得到很好的平衡和權衡。兩者必須得到很好的結合，最后才能得以實現。
一方面，中國正在積極參與全球秩序建立的過程當中去。就像一個人，首先獲得財富的積累，繼而就希望獲得地位，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以后，希望能夠參與社會的建設、影響社會，最后能夠建立秩序，這個時候達到的終極目的，對社會的影響力達到最大，這就是話語權。但另一方面，需要深刻認識到，這會是一個不短的過程。
以美國為例，它建立所謂國際秩序、霸主地位的過程，也相當漫長，依仗于強力，但不完全依仗于強力。美國在二戰前就有較好的經濟基礎，并且一直在經濟發展、制度改善上保持著世界領先的角色，更為重要的是，所謂秩序建立國，不止是一個數量比拼的結果，而需要利用這些優勢和資源進行長時間的信用建立，這也就是美國為什么大力推崇它的價值觀，這是信用建立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當經濟實力與價值觀推廣“天人合一”了，新秩序才真正產生。
定位是什么
因此，無論是G20或者各種國際組織等都好，要獲得所謂的話語權，通常必須經歷“加入—參與—融合—改進—主導—重建”這一過程。中國當前在全球事務中，已經獲得了良性的進步，但還在進行著蛻變，客觀理性的說，主要還在“融合”階段。在杭州G20峰會中，我們已經邁出了新的步伐，向著“改進”進軍了。但離“主導”或“重建”尚有距離。
在此次峰會中，我們非常重視金磚國家的會議。這實際上也是一種信息傳達，也就是表明，我們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我們積極向外傳達了這個信息，可以減輕政治上的負擔，也充分說明，我們的定位是“負責任的大國”，既不在“負責任”上給自己過多羈絆，也不在“大國”上給自己過多虛幻，既信心滿滿不妄自菲薄，也腳踏實地不妄自尊大，才是使我們國家夢和國家利益夢可以得到很好平衡和較好的結合的最佳定位。
第三層——藥方
這次G20峰會人人都期盼一劑藥方。藥方開出來，是一劑關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藥方。
過去
在我們高速發展的前20多年到30年的時間里，全球經濟理論界對于我們的經濟成效抱持相當不肯定的態度。然而，中國30多年的高速發展實際上又無情的印證了，過去的經典經濟理論有其缺陷。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威脅論”和“唱衰中國論”此起彼伏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這兩件事在近幾年終于合成了一件事。美歐發達國家與我們自己都遇到了發展瓶頸。我們到此時都必須面對，彼此的理論與實踐都存在差距，結構性矛盾我們都有。
當然，相對于發達國家較為完善的經濟理論體系和因此體系的不完全而造成的結構性問題，與我國因經濟理論和經濟體系相當脫節帶來的結構性矛盾，其根源并不相同。但是，我們的經濟理論對于實踐的解釋和指導，恐怕都相當不夠。而唯有到了非常時期不得不面對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平心靜氣坐下來，承認，需要改革，需要結構性改革。
中國率先提出了結構性改革，而且在杭州峰會指出，所謂結構性改革對于每個國家至關重要，希望全球都能不忘過往而又拋棄過往，下狠心解決依賴于貨幣政策的放水和長期傷害帶來的更多問題。
因此，對于“過去”的藥方是“改革”。
未來
經濟有一個周期理論，或者說，有很多種周期理論。其根本就在于，一種經濟模式在長時間運轉后，必然因其自身所內涵的缺陷，比如自然人并不會像理論描述的經濟人那樣理性，或者市場并不會像大家想象的那樣完美等等，造成結構扭曲，而其中，因生產力和生產率發展的瓶頸，必然和扭曲一起相互加深、終至高潮，導致周期性衰退。所以，需要新的生產效率變化產生的新動力，來引領社會脫離既有困境，進入新的經濟階段。縱觀歷史，每一輪經濟的快速發展，背后都是科技革命。
中國處于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過程中，G20峰會也著重于強調尋求新的增長點，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并特別提出綠色經濟和綠色金融，將外部性問題與內部性機制一起研究，將加快發展速度與增強發展可持續性一起提出，將科技創新、轉型升級視作走向未來的鑰匙和路徑。
因此，對于“未來”的藥方是“創新”。
現在
在世界經濟陷入泥濘的當今，最大的問題是，世界也呈現出崩裂狀態。一方面顯現出封閉化，即反全球化和碎片化，大家都想先切蛋糕打包回家了事，比如英國脫歐。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異化，包括民主主義、民粹主義的崛起和交織，在國家之間、國家之內，民族之間、民族之內都存在著各種意識形態的撕裂。
但顯而易見，當前我們面臨的，是一場并發性危機。這種經濟困境的成因，不僅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因此，我們應該對國際間的合作持更為開放的心態，而非相反。
從全球化到去中心化，這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也將是大勢所趨。重返以鄰為壑的閉關鎖國心態，不但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復蘇，也因在當今世界溢出效應和聯動效應中不可避免的的影響，不利于單個國家或經濟體的發展。
而中國在杭州G20峰會上，正是以更為自信、寬容和大氣的姿態，承諾、也呼吁全球在困境下牽手相伴，共渡難關，共贏共生，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因此，對于“現在”的藥方是“包容”。
后記
這一場G20不是清談館。因為它不能是。這不是萬邦來朝。這是在歷史的驅動下，我們為駕馭命運的一次結盟。
G20我們表達出負責任大國的姿態。
然而，結盟易，歃血難。
我們也有困難，仍需砥礪前行。
不忘過去，不懼將來。我們以開放的姿態，攜手并進。
這必得是一個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的過程。
這并非到達，這僅僅關鍵。（編輯萬喆是中國大白銀控股集團首席總裁經濟發展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