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
貧困是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被稱作“無聲的危機”，既是人類社會發展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非常尖銳的社會問題。消除貧困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首要任務。全球當前總體實現了千年發展目標減貧計劃，極端貧困人數從1990年的19億降至2015年的8.36億。然而，減貧進展很不平衡。非洲撒哈拉以南是唯一沒有完成千年減貧目標的地區，極端貧困人口數量還在15年間增加了七千多萬，現在全球超過40%的極端貧困人口生活在此。南亞也是貧困人口較為集中的地區，占全球貧困人口的34%。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貧困成為影響政治穩定和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197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規模7.7億，2014年農村貧困人口規模為7017萬，目前尚有約5575萬貧困人口。
2015年，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了可持續發展目標（SDG），提出到2030年基本消除全球極端貧困，即一級貧困發生率要在3% 以下。最近，世界銀行根據2011 年購買力平價數據將國際貧困線上調到每人每天1.90美元。2011年我國居民消費項目的購買力平價為1美元等于3.6961人民幣，據此換算人均消費年支出約2563元，略高于我國2010年新確定的農村扶貧標準2300元。
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我國減貧成就顯著，貧困人口和貧困發生率均急劇降低，是實現全球減貧目標達成的最大貢獻者。但是，總體而言，尤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目前貧困人口規模仍然較大。
絕對中的多維
我們通常所談論的，都是絕對貧困和收入貧困。但事實上，貧困也有相對貧困和多維貧困。比如說，除了絕對收入外，貧困也表現在缺乏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等。世界銀行就此提出了多維貧困指數（MPI），包括兒童死亡率和營養不良比例、受教育年限和中學入學率、水、電燃料、衛生設施、住房、基本家用電器擁有等指標。根據多維指數測算，2015年全球貧困人數多達15.6億，是根據國際貧困線計算的貧困人數的2.2倍。不僅如此，在絕對貧困不斷減少的當前，多維貧困還有上升的趨勢。
在中國也有類似狀況。總體而言，隨著經濟增長，收入貧困發生率不斷下降，而且，農村與城市收入貧困發生率差距持續縮小。
與此同時，多維貧困狀況則顯現出較為相異的走向。在武漢大學的一項調查研究中發現，農村多維貧困對于全國多維貧困的貢獻度高達80%以上，城鄉間多維貧困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在地區差異上，東、中、西部多維貧困差異不像收入貧困那樣分明，但東部省份多維貧困下降速度明顯較快；在各維度貧困測算中，衛生設施的貧困發生率是最高的，耐用品擁有與用電的貧困程度是最低的，教育的貧困發生率高于收入貧困發生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貧困經歷早期的下降到中期的平穩過后，又呈現上升趨勢并超過收入貧困。
而且，盡管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程度顯著下降，但是由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持續擴大，農村的相對貧困程度仍居高不下，已成為當前貧困的主要形態。
代際中的傳遞
減貧中，防止“貧困陷阱”造成貧困在代際間傳遞形成惡性循環是一個更為重要的議題。
美國的研究表明，有30%出生在貧困家庭的美國黑人成年后仍然處于貧困中，而白人的貧困代際傳遞只有約7%。而且，僅對黑人而言，出生于貧困家庭的成年后處于持久性貧困的比率是出生于非貧困家庭的2.5倍；英國研究發現16歲時經歷過貧困的人中有19%會在成年后仍處于貧困；在芬蘭，成長于貧寒家庭的人成年后貧困的概率是成長于非貧困家庭的2倍。
中國農村存在相當顯著的貧困代際傳遞現象，尤其是相對貧困的代際傳遞。也就是說，即使脫貧，其子女也因缺乏順暢自由的收入流動機制而難以真正獲得穩定的保障和上升空間。
而通常認為，教育是消除代際貧困的較好方式。過去，寒門出貴子，也確實成為貧困家庭的后代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路徑。
但當前，中國農村、尤其是貧困人口的教育、就業等機會相當令人擔憂。城鎮貧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專以上教育的比例低于普通家庭，失業和無業的比例更高，職業穩定性卻明顯更低。農村則更不容樂觀。尤其是，在教育“產業化”后，高等教育的費用急劇增加，一個學生完成四年大學的教育費用可能是貧困農民家庭幾十年的收入；教育“素質化”后，貧困家庭子女因資源薄弱，弱化了其升學的競爭力。多次使貧困家庭子女面對教育機會不平等。接下來，由于家庭經濟背景和社會資源背景，在就業上貧困家庭子女遇到的阻力更大。
教育的巨大付出與未來的不確定或不高收入，致使許多低收入家庭不愿意承擔這種“高風險高投入”，而寧愿選擇將教育的路徑切斷，進一步陷入了貧困代際傳遞的陷阱之中。
脫貧中的返貧
在脫貧的同時，又有大量人口返貧。農村返貧率通常維持在2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達到60%以上。西北、西南地區是返貧高發地區，甘肅省返貧率一般年份在30%左右，災年達到45%以上。
自然災害導致的返貧在近些年來持續發生并且仍舊嚴重。2003年受自然災害影響，河南、安徽、陜西和黑龍江四個省份的返貧人口就超過了兩百萬人；汶川地震后，四川的貧困發生率超過了60%；2010年的大旱導致西南五省市返貧人口超過218萬。
而因病致貧返貧已成為農村貧困地區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目前全國現有的7000多萬貧困農民中，因病致貧的農民居民占到42%。農村醫療衛生保健服務是貧困家庭需求程度最高的服務項目，但從實際農村就醫情況來看，79.62%農村貧困家庭認為就醫費用高。一方面，貧困生活人群的健康水平和醫療條件總體更差，更易患病。另一方面，疾病本身就加劇了貧困家庭的困難，并且會加深其貧困程度。
此外，當前農村老齡化速度急劇加快，而相應保障措施十分匱乏，也成為返貧的重要原因。上個世紀80-90年代，農村貧困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勞動年齡段為主，雖然在扶貧過程中逐漸脫貧，但生活水平仍然較低，而如今又遇上老齡化問題，家庭勞動力的就業負擔比快速上升。2015年第三季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數據顯示，在享受農村低保的49,724,079人中，老年人占到20,149,144人，占比超過40%。在農村養老服務體系還未建立的背景下，可以預見，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步入貧困行列。
弱者中的弱者
世界貧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貧困者是女性。在極端貧困家庭中，女性往往是家庭資源分配中最終的“犧牲者”或“受害者”。即使在現代社會中，女性也相對處于財產結構和權力結構的邊緣。
在中國，尤其是在貧困地區和家庭中，由于信息的閉塞、資源的缺乏、觀念的陳舊、救助的缺乏，女性往往處于更弱勢的位置。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陸續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但是農村女性勞動力轉移滯后，她們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社會資源缺乏、健康狀況不佳、心理素質較差等問題。當前農村18-64歲女性在業率為82.0%，遠高于平均的71.1%和城鎮的60.8%，而其勞動收入只為男性的56.0%。農村在業女性主要從事非農勞動的比例為24.9%，不但低于男性的36.8%，而且比10年前差距更大。
農村女性的困境也表現在精神上。1998年的一篇文章公布中國人的自殺率為33.5/10萬, 居世界第四位, 中國農村婦女每年自殺死亡30萬人。2002年《柳葉刀》一項研究表明，我國的自殺率達23/10 萬, 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國自殺格局有三個特色, 一是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三倍，二是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約25%，三是女性中主要是農村年輕女性的自殺率非常高, 比農村年輕男性高66%。世衛組織的調查報告也認為，中國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的2-5倍，而婦女占比非常高。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認為，中國目前不但是世界上惟一一個女性自殺率遠比男性自殺率高的國家，而且每年有近16萬的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占世界自殺婦女數的一半。而大部分西方國家中，一般男性自殺率為女性自殺率的3.6倍。
這實際上和農村女性物質、精神雙重困境關系密切。而貧困往往與封閉相連，會加重這種困境。
辦法中的辦法和辦法外的辦法
貧困是個世界命題，中國在減貧上付出巨大努力，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這是毋庸置疑的。這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中國30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富裕和溢出效益，以及政府一直堅決、堅持不懈的將扶貧減貧作為頭等大事所投入的力量。
但是，隨著貧困人口不斷減少，減貧也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或許有邊際效應的問題，從國際經驗看，當貧困人口低于2%時，減貧會變得異常困難。從中國看，經濟增長對貧困減少的貢獻度不斷下降。而貧困的集中度表明，地區貧困的代際傳遞問題變得更為突出。當然，在新時期，貧困的定義也在不斷轉換，多維貧困、相對貧困成為更困擾貧困人群的新狀態。同時，新返貧和新致貧人群都值得關注。
這一切都說明，如同我國的經濟發展，到了這個階段，一切政策都必須精細化、再精細化、更精細化，并實現動態跟蹤和平衡。
當前的扶貧減貧，或者一方面要有辦法中的辦法，即精準化，對于不同人群的刻畫和幫扶要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兒童可能更需要教育資源和機會，中青年需要培訓和轉移就業，老年則需要醫療、養老保險；另一方面，需要有辦法外的辦法，扶貧可能會越來越走向一種綜合能力的投入。不僅是錢財和物資，而且也包括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系統、教育培訓機會、群體心理指導、轉移就業提供等方面。尤其是對于貧困人群中的更為弱勢者，比如女性、兒童，還要密切關注和保護其權益。
此外，讓每個人都有充分的機會和公平的上升空間，是對減貧的長期保障，也是對社會健康發展的長期保證。
貧困形成原因非常復雜，消除貧困的辦法也將更多元化。
這些都將是系統性工程。
后記
貧困是個尖銳、苦澀的問題。但是正因為它如此尖銳和苦澀，我們更不能用尖銳或苦澀的態度來看這個問題。
貧困是個現實問題。它如此真實，所以用憤怒或悲傷或眼淚或謾罵都不是解決問題的真正辦法和路徑。
貧困里有政治經濟因素，也有文化傳統因素，有歷史地理因素，也有機制體系因素。全球亦然，在我國，也一樣。
因此，消除貧困，其實不止是給錢了事，也不就是愛心泛濫，是解除一種既有的困境，如果這種困境妨礙了公平競爭，妨礙了自由流動。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有責任，社會也有。
不過，消除貧困，無論是給不給錢，還是給不給愛心，首要都需要有個能夠提供公平競爭的平臺，能夠實現資源、人員和階層自由流動的環境，并且要保證其可持續性。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有責任，政府有更大的責任。
但無論是誰，都不要急著將悲劇當做感動自己、感動別人或者感動別人而感動自己的工具。
越是重要，我們應當越冷靜面對，因唯有找出問題所在，才能防止其再次發生。（作者萬喆是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