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是個廣為使用的經濟術語，然而，產業政策到底是指什么？其概念仍然比較模糊。產業政策是否有效，更是經濟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
產業政策為何而來？
許多政策都會對產業造成影響，如貨幣政策，但不能定義為產業政策。產業政策應該是比較有針對性的進行產業結構、布局、戰略和發展規劃、扶植、調整的相關政策。當然，有些產業政策對象可能是所有產業，比方說創新激勵政策。有些產業政策針對性就相當集中，比如特殊區域政策、指定部門政策等，其目的就是要借助行政強勢力量改變資源在產業部門和區域間的配置。
產業政策的產生并非空穴來風。
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中并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等都會造成市場失靈，因此，進行一定程度的糾正可能有助于市場均衡。比如說，人人都知道研究開發和科技創新等能促進經濟成長。但是，進行研發和創新的初始成本通常比較高，而且，由于技術有著外部性，也就是說，私人部門進行科研后，很難完全獨占這種知識成果，成果總會有一部分滲透到其它企業或者部門直至社會中去，這當然也是社會所樂見的，但是對于技術外部性的私人開發者而言，就不免存在著自由市場經濟不會帶來足夠經濟回報，因此會抑制私有企業的研發投資，使之少于社會最優邊界。
因此，提供公共政策促進技術外部性內部化，就成為了糾正市場失靈的辦法。
此外，在經濟全球化和各國產業進入全球競爭的新時期，各國都希望加強比較優勢，形成產業集群和規模經濟，從而搶先獲得國際競爭力。而產業政策被認為是實現戰略性貿易、技術外溢等的促進手段。
產業政策效果如何？
韓國浦項制鐵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鋼鐵制造廠商之一。成立之初既沒資本，又缺乏技術和經驗，是在政府產業政策的培育下成長起來的，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鋼鐵公司”。
巴西航空工業公司是全球最大的120座級以下商用噴氣飛機制造商，占世界支線飛機市場約45%市場份額。而巴西最初也不具備發展航空工業的資金和技術，同樣有賴于產業政策的扶持。
當然，說產業政策必須提到日本。
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成長，堪稱奇跡。日本實行的就是“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大力推行產業政策在國家經濟中的作用。產業政策幫助日本建立起以國際市場為需求導向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帶動了日本經濟的迅速增長，所謂“無所不能”的通產省，就是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部門。他們提出了以小排量為主要方向的發展汽車產業計劃，奠定了日本汽車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也主導制定了VHS錄像機標準，使日本成為全球錄像機市場霸主；還鼓勵了日本企業提升工業產品設計水平，使日本工業產品的質量、品質和附加值得到極大提高；又提出“重化工”戰略，推動日本產業結構轉移。
在產業政策的密集支持下，日本迅速縮短甚至消除了主導產業與美歐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一般的生產技術水平約落后于美歐國家20～30年，60年代初，這一差距縮小到10～15年，到70年代初，則在大多數方面基本上消除了與美歐國家的技術差距。
看起來，產業政策很好。
反效果一點也不差
然而，日本也同樣成為產業政策無效性的最佳證明。日本傾斜性產業政策所選擇的產業部門，除了五十年代的煤炭、鋼鐵，六、七十年代的機械電子等少數產業成功外，許多產業如飛機工業、軟件工業等都失敗了。
印尼政府扶植造紙產業、韓國政府扶植石化、機械等產業，均成績不佳。
普遍的觀點是，制定和執行產業政策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而且他們很難切身體會到市場競爭的微妙變化，因此，他們無法挑選出“優質”或“潛力”企業來完成“未來”的建設，并成為“贏家”。
而且，當產業政策哺育了“弱勢”產業，其做大做強后，是不是必然會產生“一家獨大”的壟斷市場情形？而這種結果，既不利于市場的活力，也不利于企業本身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反而成為了企業和市場的掣肘，與所謂產業政策初衷相悖，成為市場繁榮的扼殺者。
而且，產業政策不看好的不一定沒前途。
日本通產省為了實現國民車構想，1961年起選了8家汽車制造廠作為“培養對象”。為了保證資源的充分傾斜，還禁止其他企業進入汽車行業。當時，弱小的本田很不服氣，通產省局長說:“國內企業有豐田和日產就夠了，還沒涉足汽車生產的根本別想來做，沒有可能干過福特和通用汽車的。”
結果昭然。
更不要說，當一些政策制定和執行人員由于小部分人掌握了超大量的資源，而且與自身的正常收益又沒有正相關關系，他們極易上被政治、中被人情、下被關系影響或左右，甚至一部分人利用政策制造的資源稀缺，將所謂的“產業政策”當作了自身牟利的工具。
看起來，產業政策不太好。
在美國的爭論
美國一向號稱，政府不應干預市場競爭。但產業政策問題曾兩度引起比較集中的爭論。
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起因是美國世界經濟領導地位受到嚴重挑戰，產業國際競爭能力開始滯后于歐洲和日本。
但接下來，討論又逐漸消弭，因為計算機技術和高科技革命帶來了新的生機，而蘇聯解體，美國經濟開始向好。
第二次，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政府救助了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并直接干預了通用的戰略方向、主要人事及利潤分配的決策。借此機會，美國全面推進對金融和汽車業的政府管制，并有選擇地對汽車、民居和綠色產業進行重點扶植。
其實，美國一直都存在“產業政策”。
在航空業，聯邦政府對波音公司進行補貼和資助，地方政府提供了稅收優惠；對農業，政府有長期財政和稅務優惠；對能源、航天、生物基因研究、通訊和計算機技術等有戰略性意義的領域，政府提供了各種研發資助和稅率優惠；在研究人體基因工程中，政府直接提供資金，并將研究結果免費提供給私營機構，直接促進了制藥業的發展；對綠色產業和再生性能源的開發利用，政府通過優惠貸款刺激和吸引投資；對飛機、汽車和軍火工業，則采取國家采購予以支持。
這些措施盡管有些是旨在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但實際的效益分配是有利于特定產業或行業的。
不僅如此，在這些產業政策推進的背后，也有不少有法案為備書和基礎。如《農業調整法》和《農業信貸法》扶持美國農業；《能源法》為政府資助新能源提供法律依據；為趕超前蘇聯，《國防航空和宇宙航行法》極大推動空間技術研發；《國家技術創新法》則使美國政府資助產業技術發展的行為合法化。
產業政策不一定要過分干預
那么，先不說誰好誰不好。為什么美國，包括二戰后的德國，實施的產業政策很少被拿來當做產業政策的典范說道呢？
從具體的制定和執行實踐來看，美國產業政策更多的是采取“播種”的方式，而不是自行耕種，更少“拔苗助長。美國產業政策多是產業技術政策，除了特定時期的特定項目，都較為針對普適性技術的研發，并不干預企業微觀行為，也不幫助具體公司推廣；而且，美國認為促進小企業發展是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的重要部分，因此特別重視小企業，也注重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此外，完善的法規制度既為產業政策提供了可行性，也作出了公開而嚴格的規范。從而盡量規避了產業政策中最容易出現的“扶持-興起-壟斷-衰落”現象。
從同樣在二戰后重建家園的德國也能看到，德國將市場競爭作為發展核心，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建立了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具有指導和協調職能的“社會市場經濟”的工業化道路制度基礎。德國政府對經濟干預手段的選擇非常慎重，高度重視對產業組織的引導和優化，主要依靠市場競爭選擇支柱產業。
干預方式上看，德國只實施間接控制和影響，而沒有國家直接的實施計劃；政策上制定上看，以市場秩序公平為基礎，重視對產業組織的引導和規制，而對產業結構的干預相對較小；具體產業上看，德國政府沒有嚴格選定過支柱產業，而是注重市場競爭的自發過程；扶持重點看，刺激技術進步，特別是前瞻性技術的研發和成果擴散是產業資金扶持的重點。但政府較少干預具體的技術研發活動。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當然是個大題目。但是，從各國經驗教訓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產業政策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共存。
一方面，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的適度“干預”進行糾偏和引導。尤其是在經濟或社會進入了危機等特殊時期，政府的扶持有助于市場的快速修復。對于廣義上的產業政策，是全球各經濟體都在施行的經濟政策的一部分，沒有必要以意識形態等名義進行全力排斥；另一方面，產業政策極易成為狹義、更狹義的政策代言人，從而失去輔助市場、與市場共舞的角色功能，甚至可能在長期激勵機制不順暢的狀態下產生異化，成為市場的對立面，對市場秩序和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當下，經濟界正有一場關于“產業政策”的“論戰”。
板凳。
不過，我竊以為，當下的產業政策之爭，其實不是“產業政策”之爭，而是如何運用產業政策，或是應該建立怎樣的產業指導體系，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和加以執行之爭。如果討論以廣義的產業政策為基礎，有針對性的討論狹義的或微觀產業政策體系的建立、修正等，或會給經濟界及工商界更多啟發與幫助。
只言“產業政策”這東西的“好”“壞”“存”“廢”，也許是不夠的。
如何在國際競爭中保證本國產業核心競爭力的優勢，又如何在市場競爭的公平中保證產業的真正繁盛，需要政府何種程度、何種方式、何種界限的出手，這可能是“產業政策”這家伙走向的要點。
后記
鑒于產業政策的概念本身就是較為模糊的，很多人在討論此問題的過程中總是不免會發生這種有趣的場景，即，各占據其角度，并從模糊概念中找出不利于對方論點和有利己方論點的論據進行交鋒。
在許多學術觀點爭論中屢見不鮮。
于是討論中就有了許多的偷換命題和錯位交鋒，這實際上是學術邏輯上的不嚴謹造成的漏洞互攻，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學術邏輯漏洞互攻。結果，爭論很容易變成了形而上學甚至上綱上線，也很容易成為各說各話，甚至演變成互問各媽。
以至于有時候看到曾經負有盛名的學者竟然論據是“喪盡天良”之類的東西，實在令人崩潰。
然而，爭論又是很有必要的。非常有必要。
希望看到、聽到、讀到更多更讓人戳心而使靈魂振奮而不是戳目教人無語淚流的精辟見解。（作者萬喆是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